就是西洋传教土的东来，将西学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将部分的中国学术传到西方，形成一种文化交流，不过他们传入中国的西学多，而传往西方的中学则较少。

第一是中国经学的西传，利玛窦之来到中国广东，首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此为四书西译之始，时为公元一五九三年。

继之在公元一六二六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

后来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的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单与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欧洲思想界的波澜，曾一度非常向往中国，可见当时的中华文明还是很了不起，很吸引人的。

第二是中国医药的西传，为永历王太后致送国书给教皇的波兰籍教士卜弥格，曾以拉丁文着中医示例一书，内容述有中国人看舌治病法，与医名二百八十九条，此为最早具体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一本书。

中国的美术工艺如丝织品与磁器，很早便由商人传入欧洲，唯中国式的庭园建筑则在明清之际才传入欧洲，且一度成为风气，这其间也多少受传教士的影响。

像是公元一七五年英王的建筑师詹培士为肯特公爵建筑了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建筑，有雕栏、玉砌，有假山、浮屠。

转瞬间这种风气流传到法国与德国，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

德国的卡赛尔伯爵特别建造了一座中国村。

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国，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着中国服装。

又有德国园艺家温赤著书盛称中国的园亭建筑，小桥流水、楼台亭榭，极尽变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胜;非若欧洲建筑之徒事整齐崇峻，而全无合蓄者所能比。

可见清朝之中西文化交流中西交通至少已有二千余年历史，其间关系相交错，文化的交流斑斑可考。

近代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乾隆中叶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洋务运动，以迄今日。

明末清初之西学输入，为那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

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而其余舆地学、术、采矿术、语言、艺术、哲学则附庸焉。

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团体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

西学输入后，引起主观理学之反动，使得干嘉汉学者十九兼通天文数学;彼辈既得考古学上之新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之风乃大盛。

天文学与数学侧重归纳之法，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莫不精究之，使得汉学研究饶富科学精神。

然自雍正禁教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机会。

十八世纪是近代中西文化汇通初期由盛而衰之时代，欧洲传教士，尤以法国教士蝉联中国文化之西传工作。

一七三五，首在巴黎出版四大厚册对开本之中国通志;其次长期刊性那稣会士通信集;再次是一七七六至一八一四年陆续刊行之中国丛刊，计出十六册，阐述中国文化，尢以冯秉正法译通鉴纲目与其自着之续编，流通广大。

丛刊除学术论著外，复有绎之。

韩国英又曾着长文多篇解说中国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崇拜中国文化之学者、政治家及来华传教士们所引起之余波。

彼知中国文化高超，皆重视心智生活，为一个爱好和平宁静之国家。

当雍正禁教，西学中断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发生极大影响。

十八世纪之欧洲学者，如德之莱伯尼兹和法之伏尔泰对于中国伦理哲学推崇备至。

莱氏曾创，以沟通中国与欧洲之文化。

其中伏尔泰更编写元曲一剧，赞叹不已。

使得极具人性情理之中国戏剧回荡于欧洲剧院。

另一重农派学者奎斯奈常引述孔子之言，以为农为财富之本立说，其后法王路易十五因其主动仿效中国，而亲耕籍田之举。

奎斯奈慨然想继承孔子之道统，被称为欧洲之孔子。

歌德在其名剧浮士德中，有之语，即是指中国人而言。

综观十八世纪之欧洲，由于中国经籍之西传，促使西方产生尊重理性、自由之启蒙运动，对西洋腐败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促成改革之热潮。

十八世纪欧洲华化兴味，虽以法国为中心，却传播遐迩，英国亦从法国转贩中国文化，以致法文叙述之中国书籍，多译为英文。

而法国人亦早知，惟从四书五精之译本去研究，总不能深明中国各方面及中国一般人民生活状态，乃复措意中国小说与戏曲，赵氏孤儿、好逑传之欧译本乃不断出现欧洲。

一七四七年，耶酥会之教士通讯，复专讲中国之园艺，使十八世纪中叶之欧洲，又狂热于。

中国园林的特点在利用人工以模仿天然，以接近自然，从而在园境之变化无定中，融合艺术兴优美，予人怡悦之感，园明园造园艺术可为代表。

此中国式园林同时唤起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绘画与植物之兴趣，而成为对中国思想与艺术融合之追求。

影响所及，欧洲美术产生十八世纪中叶之罗柯柯时代，其特点重视奇幻莫测，活泼生动，皆用中国式柔和飘逸之曲线及椭圆形之细巧花纹，力言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

并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弘扬民族文化之功，实与严复、林纡、梁启超等之译述，同为中西文化交流之功臣。

从此，深厚之中国文化复注入新血液，得以在民族文化衰颓之际，重振生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患频仍之际，秉承传统香生之进取精神，维护固有优越文化之余，复融汇入西方新工业文明，加以融贯创新，为苦难之民族国家找寻现代化之发展途径。

事实上，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及民主政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不独中国为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全球人类皆展开狂热地大竞赛，至今未有已时。

但西洋近代文明，也正在此时暴露缺点，特别是工业化结果，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缺乏、社会问题之产生、核子毁灭之恐怖，使人类在精神上感到无比之空虚与彷徨。

西方有识之土，已逐渐体认到中国文化之价值，如英国史学家汤恩比，便曾呼吁美人多接受中国伦理道德之古训，注意中国文明之精神力量，以挽救人类面临之危机。

中国文化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经过严格地考验，又重新为世人注意，足证其客观价值之伟大。

今日举世动荡不安，东西文化彼此交织成一极复杂之汇丛。

值此时际，中国文化不仅要融汇西方思想之大流，并且要超出思想之范围以外，担负起解决人类全面问题之任务，相信中国文化必有一个辉煌灿烂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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